（转自《每日经济新闻》）

2013年天猫“双十一”取得300多亿元的交易额，创历史记录，京东商城也表示，2013年交易额将超1000亿元。在电商高速发展的背后，预计2013年全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有望达到1.8万亿元，不过由此带来的资金风险、交易风险也呈高发状态。

近日，上海布瑞克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落户上海自贸区一事引发了市场关注。据悉，该公司主要运作的项目是 “金砖国家网络商品交易所”。

 网络交易也可作交易商形式？《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在不少专家眼中，该新兴模式对解决网络交易中可能出现的资金、交易等风险有巨大作用。专家分析认为，成都正在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和西部物流集散区中心，加上成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或可尝试建立中国网络商品交易所或争取落地上海金砖国家网络商品交易所的配套支撑服务，比如集散、服务中心等。据记者了解，上海布瑞克斯（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也对成都充满兴趣。

电商平台发展迅速 交易仍存风险

近年来，网络购物发展迅猛。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全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1.3万亿元，同比增长64.7%；预计2013年全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有望达1.8万亿元。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已占到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这一比例在2011年仅为4.4%。据工信部发布的电子商务“十二五”规划，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到2015年将翻两番，突破18万亿元。显然，这是具有极大潜力和发展空间的行业。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我国B2B电子商务服务企业达11350家，多数电商平台处于无效监管之中，存在很多风险。同时，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可信电子商务推进中心发布的《2012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31.8%有网络购物经历的网民曾在网购过程中直接碰到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网购受骗网民人数达6169万人次，39.7%以上的网民损失额超过500元，其中损失额在500~2000元的网民占比33.4%。保守估算，每年因钓鱼网站或诈骗网站给网民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元。有分析称，经历多年的粗放式增长后，电子商务已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模式亟待升级。

相关统计显示，2013年成都电子商务交易额预计将超过3000亿元，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电商基地。根据成都市出台的《加快促进成都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实施方案（2013-2015年）》，预计到2015年，成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突破6000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将达到500亿元，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率达到70%，规模以上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率达到90%。以成都为结算中心的移动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超过1000亿元，移动电子商务本土用户数量累计超过500万户。

目前，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当当网、亚马逊等国内外十多家电商平台已经落户成都，仓储面积每年还在以30%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外，成都也诞生了中药材天地网、九正建材网、中国厨房设备网、米兰网、新华文轩网等全国性电商平台，但与东部地区相比，成都电子商务还有较大差距。

“跨国网络商品交易所”控制电商零风险

那么，在电子商务发展如此快的情况下，如何降低其交易的资金流和信息流等风险？

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公布的首批25家入驻企业中，其中一家上海布瑞克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引发了媒体关注。这家企业注册地址位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荷丹路242号215室。工商资料显示，其发起人是全球网交所香港跨国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和成都中美基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亿元，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与非保税区企业进行贸易服务；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保税区内以汽车部件为主的仓储、分拨、商品展示；贸易咨询服务等。据其负责人介绍，“‘布瑞克斯’是英文‘BRICS’的音译，即金砖国家的意思”，目前注册的“布瑞克斯（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后将更名为“金砖国家网络商品交易所（上海）有限公司”。据了解，这个项目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起，并设立了网交所跨国配套专投工程的组委会。而成都中美基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是为支持该交易所在中国的筹备和运营而成立的。未来，上海网交所将代表中国参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网上交易，给金砖五国创造巨额的跨境交易；同时，还将改变现有电商模式，实现网络商品资源、服务资源和消费者资源的全球共享。《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上海市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此前曾向上海市工商局发出情况说明函，提出该项目名称拟采用为“金砖网络商品交易所（上海）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上海市互联网经济咨询中心创建于2000年12月，是由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信息化专业咨询、研究以及合作交流、培训机构，隶属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该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金砖国家网络商品交易平台”项目确系由中心下设的“合作交流部”透过联合国工发组织引进。

 在此前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主办的“金砖国家聚变经济”峰会上，记者获悉“金砖国家网络商品公共交易平台”将于2015年进行市场检验，2016年正式投入运营，并介绍其作为金砖五国聚合工程的第一个专投工程。“金砖国家网络商品公共交易平台”旨在为实现全球网络商品跨国交易提供保障，其中包括将为“实物和非实物”两大类交易商品、以及为数十万商品生产企业提供一个有保障的全球销售平台，并为29亿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交易保障平台。有力的交易保障体系是该网络交易平台的亮点之一。在全球“金砖国家网络商品公共交易平台·跨国支撑配套专投工程 （TSE）”官方网站上，《金砖国家TSE商品生产企业国际联盟发起辞》中称，“TSE‘异地交易’服务配套，只须通过一个‘国交所’就可以直接与全球60多亿消费者直接见面了，没有收不到钱的担心！没有被渠道商、电商‘压款不结’的担心！更没有被中间商‘卷款’潜逃的担心！没有‘触网’被‘触电’的担心！”

近日，记者来到公司注册地址荷丹路242号215室，公司并没有在此办公，也未在此设立办公室，公司注册地的厂房几乎呈空置状态。记者前往自贸区管委会查询公司目前状态及业务情况时，工作人员对此并未作出解答。

成都或可尝试网交所

上海自贸区成立的“金砖跨国网络商品交易所”这一新兴方式，能不能在成都尝试？或者说，成都能否以另一种方式，组建跨境网络商品交易公共平台？

成都市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原西华大学区域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国先教授认为，除了上海，国内还没有类似电商交易模式，成都可以研究成立“中国网络商品交易所”或者争取把“金砖跨国网络商品交易所”的支撑机构，比如结算中心、服务中心落户成都，“这样可以把长江经济带与南丝绸之路结合起来，推进跨国交易的网络商品交易计算与相关金融服务”；成都的中小企业及产品，可以借此渗透到印度、南亚与西南亚，甚至还可以探索发展南亚与印度洋物流配送产业。

成都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徐震认为，这种类似于期货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或能为成都的传统优势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加筹码。比如，成都有1700多家女鞋企业，70%销往俄罗斯等东欧地区，“但是这些地区政策变化较大，采用传统贸易方式，曾经出现过利润大幅下降被迫撤离的现象”。此外，轻纺织、家具产业、农产品等都是成都优势产业，“如果能保证在跨境贸易中以更加公平、安全的方式交易，做跨境电商交易商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可能”。徐震认为，目前跨境电商主要还是企业自己做，信息流、资金流等还不能完全得到保证，“做网络商品交易所的方式，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一位做外贸的成都商人在听说上海自贸区尝试这一新兴电子商务模式之后，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在平台上，最好有独立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作为保障；第二，在物流配送上，最好也能和物流集散基地配合。

上述两点也恰是成都的优势所在。目前成都正在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力争到2015年，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0%，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全市金融机构数量达300家，金融从业人员超30万人，金融业成为我市重要的支柱产业。”在物流上，成都也在打造国际性枢纽型物流节点城市，已经开通蓉欧货运快铁，是中国西部到欧洲最快捷的一条陆上国际货运通道。

根据《朝阳区关于大力推进海外学人工作的实施意见》（京朝办发[2009]34号）和《朝阳区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和工作暂行办法》、《朝阳区优秀海外人才引进资助暂行办法》（朝政发[2013]14号）文件精神，朝阳区海外学人工作联席会进行了第四批“凤凰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及资助申报评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审核及调查，形成2013年朝阳区“凤凰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认定及资助建议名单，由办我推荐参评的杜比实验室马桂林博士成功入选。

（详见朝阳区海外学人中心网站：http://www.tocbd.gov.cn/news/notice/content/22.shtml）

马桂林博士毕业于丹麦科技大学，在海外知名上市公司担任资深研究职务，从事信号处理和声学技术工作，拥有近10年的研究、开发和项目管理经验，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发明众多应用于高端产品的国际专利。马博士是杜比实验室北京研究中心2012年引进的海外专家，在杜比中国研发中心担任最高技术级别职务，目前主要负责北京和国际音频研究项目的管理和研发，同时负责北京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和管理。

杜比实验室(Dolby Laboratories, NYSE: DLB)是全球领先的娱乐技术提供商，杜比技术是最佳娱乐体验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成立于1965年的杜比实验室，其高品质音频和环绕声技术最负盛誉。今天无论在影院、家庭或是行进中，杜比的创新技术都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杜比与全球娱乐产业合作达45年以上，无论娱乐内容如何，或者在哪里享受他们，杜比都通过提供产品、服务及技术为消费者捕捉和呈现卓越的娱乐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杜比运用自己的核心技术竞争力——从在讯号处理和压缩技术方面的专长到开发高兼容性的技术和工具的能力——供内容创作、传输和回放等每个阶段使用。特别是，为内容创作者提供产品与服务，让他们以高效、高品质的杜比格式为内容编码；为发行商，娱乐内容传输方提供产品、工具和技术来支持编码格式；向娱乐设备制造商授权解码技术，以保证消费者最终可以体验到内容创作者和发行商希望呈现给消费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表现。

早在1984年，杜比就与中国电影行业开始合作。1998年，杜比在大中华区设立首个办事处。目前，杜比已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台北设立办公室，并在2007年设立了杜比亚洲测试中心（现已更名为杜比中国测试中心，专职服务本地客户），在2010年于北京设立了杜比在亚洲的首个研究与工程中心。杜比的业务基础扎实，并正稳步成长。杜比致力于通过满足娱乐产业链不同参与者的需求为整个产业生态系统带来价值，实现在影院、家庭和行进中的最佳娱乐体验，共同塑造娱乐的未来。

（转自《每日经济新闻》） 

 上海自贸区带来的投资、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诸多改革备受期待，而如何聚焦制度创新，立足可复制、可推广寻求突破，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成为2014年上海“两会”讨论的热点。
　　 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昨日（1月19日）开幕，上海市长杨雄作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上海2014年的首要工作就是建设自贸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杨雄表示，力争总体方案确定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措施全部落地，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银行服务、融资租赁、增值电信等一批开放措施。
　　及时修订负面清单
　　 作为2014年上海8项重点工作任务之一，上海自贸区建设力争一年左右试出首批成果。杨雄在昨日的报告中表示，自贸区建设全面推开，进展顺利。对于2014年的自贸区建设进展，杨雄称，2014年将继续全力推动自贸区建设，及时修订负面清单。
　　 谈到建设自贸区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工作时，杨雄表示，上海要深化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提升与全国改革试点的联动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上海总部给出了金融措施落地的时间表，相较于原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大大缩短：希望用三个月时间大部分措施落地实施，半年的时间初步探索总结试验区改革成熟的经验，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管理模式。
　　 面对上海自贸区金融措施被要求一年可复制推广的提速，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简大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4年任务特别重、压力特别大，也是特别关键的一年。我们要推出第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内容；同时，进入自贸区的企业和正在研究进入自贸区的企业，对自贸区开放程度、贸易环境、功能拓展等等方面的期待也不断升温。”
　　 简大年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整个国家的改革步伐在不断加快，国务院各部门都在加快改革，包括许多兄弟省市也纷纷提出要建立自贸区，提出了改革创新设想。留给我们的改革窗口期其实很短了，上海自贸区当然不可能“笃悠悠”地度过2014年。“自贸区是一个先行先试的平台，中央没有把自贸区看作一个特殊政策区域，而是把它看作改革的先行先试区域，它没有什么政策优惠，只有改革者的重担。”
　　预计2014年上海GDP增7.5%
　　 杨雄在回顾2013年工作时指出，过去一年上海坚持以提高经济质量效益为中心，狠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积极态势。预计2013年上海市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7%左右，地方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9.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2.3%。
　　 杨雄表示，综合各方面因素，建议2014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突破，在自贸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开放型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
　　 杨雄说，在质量效益提高的基础上，经济保持平稳发展，预计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地方财政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上海将高标准推进重大工程和重点区域建设，沪轨交运营总线路将达到总长548公里，同时推动世博园区开发建设，基本建成虹桥国家会展中心，推进迪士尼项目运营准备。

（转自《中国电子政务资讯网》）

    有人把大数据形容为未来世界的石油，有人宣称掌握大数据的人可以像上帝一样俯瞰整个世界，美国政府甚至已经把对大数据的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我们的一切行为与生活都可以“数据化”的时候，掌握这些数据的公司便像是拥有了一座蕴藏丰富的金矿山。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说，大数据时代是“已经发生的未来”，而在这个已经发生的未来里，没有旁观者。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日益增强,互联网上到处印刻着生活的痕迹,个人隐私泄露的危险大大增加。

　　大数据是什么

　　大数据是一个时髦的新词，也是一个古老的现象。因为，对某个时代来说，超出当时社会信息处理能力的数据，就可以说是大数据。

　　以人类遇到的第一个大数据人口普查为例。中国在公元2年就有史书记载的人口普查数据（《汉书地理志》）：全国103个郡国，人口是59594978人。对当时的古代中国来说，近六千万人口的普查无疑就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大数据。美国宪法曾规定，美国人口普查十年一次。1880年开始，美国人花8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普查，并预计1890年做下一次人口普查大概需要13年时间。也就是说，人口普查成为当时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不过，危机常常带来新的技术革命。有人发明了穿孔卡片制表机，使得这个任务仅用一年时间就可以完成。穿孔卡片制表机就是今天计算机的前身。

　　“大数据不是今天就出现的，你对付不了的就是大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互联网中心主任何宝宏说：“今天所说的大数据革命也是2008年之后，这5年来信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数据让物质世界变得可计算，这是整个人类的目标。”

　　无法完成的任务，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技术突破。如今，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基因测序等采集数据的工具越来越多样化，使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描述越来越精确，拥有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云计算等处理数据的工具越来越经济，又使得大数据的应用走入百姓身边，对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大数据最成熟的应用是互联网广告营销。近一年中，老百姓在搜索或者浏览网页时会发现，网上推出的广告越来越精确。这是因为互联网广告已经进入到完全自动、实时竞价的状态，通过对个人上网行为的分析，推导出这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可能需要，并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广告请求、竞价邀请、受众筛选、申请出价、中标投放的全过程，仅需120毫秒也就是0.12秒即可完成，而在传统媒体完成这样的工作，很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互联网金融也是近一年的大热点，根基就是由于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互联网金融在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业务中，拥有独特的优势。据一份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调查报告显示，互联网金融对小微企业贷款时，不良贷款率仅为1.02%，单笔放款成本为2.3元；而传统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为5.5%至6%，单笔成本达800元至2000元。这种低成本、低坏账率、全时服务（机器可以全天候开启）的金融服务，使广大中小企业变成了互联网金融的客户，可以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过去无法完成的任务。

　　所以，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组织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这些数据包罗万象，不光包括人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全世界的工业设备、汽车、电表上有着无数的数码传感器，随时测量和传递着有关位置、运动、震动、温度、湿度乃至空气中化学物质的变化，也产生了海量的数据信息。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应该保护隐私

　　“大数据”由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一个时代热词。2013年被称之为“大数据元年”,毫无疑问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空前便利。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赖日益增强,互联网上到处印刻着生活的痕迹,个人隐私泄露的危险大大增加。

　　你的网络痕迹,从前也许只是占据缓存的“垃圾”,而现在正变成大数据金矿。一个数据金矿的淘金时代开启了。随着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对各个领域的渗透越来越深,大数据席卷人们生活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正如狄更斯那句经典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泛舟在大数据时代,可风暴随时都有可能来临,大数据社会也是大风险社会。如《大数据时代》这本书里所说,“我们所冒的风险比想象中的还要大。”

　　你的搜索痕迹可以让服装公司计算出流行色;你的网络社交圈可以让网贷公司评估出信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体系丝毫不会考虑个体,乃至群体是否愿意分享,而是自动自发地吸纳着任何可以吸纳的数据,成为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而手机就像一个“移动间谍”,我们的隐私很容易变成别人手里的利益。

　　人们每天在互联网上制造着大量的数据与信息,而这些数据可能包含了我们每个人的隐私,如果这些数据被恶意利用,后果可想而知,带来的损失可能难以估量。例如,国内某些快捷酒店的用户数据库泄露,客户的姓名、房号、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被窃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在网上找到你的消费记录。这为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拉响了警钟。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应是每个人都该关注的话题。

　　丹尼尔在《隐私不保的年代》一书中讲:“网络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它如同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呈现出青春期特有的狂野特质:莽撞、任性、无畏、不受约束、不计后果……”大数据时代

　　,信息就是利益,信息愈大,利益愈大,而风险与之成正比。大数据这座金矿极大地刺激了一些人或组织进一步采集、存储、利用我们个人数据的野心。随着存储成本的持续降低,分析工具越来越先进,采集和存储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将爆发式地增长。当前,我国对大数据的保护能力还十分有限,保护意识也比较薄弱。数据被恶意使用的现象仍然难以掌控,隐私问题在未来亦更加凸显。

　　有人把大数据形容为未来世界的石油，有人宣称掌握大数据的人可以像上帝一样俯瞰整个世界，美国政府甚至已经把对大数据的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信息安全面临挑战

　　大数据一般是指那些大小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尺度，一般的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一般以“太字节（TB）”为单位。通常用4个“V”来概括大数据的主要特征：其一，数据体量巨大（Volume）；其二，数据类别繁多（Variety）；其三，数据生成和处理速度快（Velocity）；其四，数据价值密度低（Value）。

　　大数据的上述特征对产业界、科学界、军方及国家信息安全领域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比如，大数据如火如荼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信息体系架构，从以数据仓库为中心转化为具有流动、连接和信息共享的数据池，其技术的研发将促进信息安全技术更上一个台阶，使信息安全监测更精细、更实时和更高效。

　　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驱动型安全模型，从单纯的日志分析扩展到全面的数据分析，极大地拓展了安全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更好地监视网络异常行为，找出数据风险点，进行主动的信息防御。另一方面，网络攻击行为所留下的“蛛丝马迹”都以数据的形式隐藏在大数据中，利用大数据技术能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信息安全威胁，使得网络攻击行为无所遁形，有助于找到发起攻击的源头。

　　当然，伴随着数据的进一步集中和数据量的增大，现有的信息安全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要求，对海量数据进行安全防护变得更加困难，数据的分布式处理也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大数据成为网络攻击的显著目标；其二，大数据加大信息泄露风险；其三，大数据威胁现有的存储和安防措施；其四，大数据技术可被应用到攻击手段中。

　　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作为“未来世界新石油”的大数据更是新一轮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的数据主权已经成为继陆权、海权、空权、天权之后的另一个大国博弈的焦点。特别是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和发展，人们对信息安全的认识也不断发展。信息安全已不再仅是作用于军事或外交方面的宏大领域，而是公众都可能触及到的层面；信息安全也不单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到公众个体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的方方面面，是关系诸多领域的战略性问题。

　　美国安局被曝在10万台电脑中植入监控软件

　　近日，《纽约时报》援引国安局遭曝光文件、电脑专家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国安局数年前启用一项技术，借助无线电波获取一些已经采取保护措施或没有接入互联网的电脑中的数据。

　　报道说，国安局通过“间谍、电脑生产商或不知情使用者”等渠道，把带有这种软件的微型电路板或USB存储卡安装进目标电脑，再通过接收这些设备发出的无线电波，获取电脑中的数据。这种软件还可以用来针对目标电脑发起网络攻击。

　　按照国安局的说法，这项技术意在“积极防御”，针对一些国家的军队、贩毒集团、欧盟内部贸易组织，以及沙特阿拉伯、印度、巴基斯坦等美国反恐伙伴的电脑。这一技术并没有在美国本土使用。

　　报道说，上述电脑入侵项目部分内容在“棱镜”情报监控丑闻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先前披露的秘密文件中曾被提及。

　　构筑信息安全“防火墙”

　　美国启动的“大数据研发倡议”涉及联邦政府的6个部门来大力推动和改善大数据相关技术。美国国防部及其下属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是为推动该倡议而承担任务的六部门之一。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一般具有三大要素，即基础设施、战争和外交。因此，对处在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之间的国家来说，未来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要从这三个层面解决传统信息安全中的短板问题，还要提前谋划，及时转型，将大数据列为重要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

　　其一，注重国家及军方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切实提升信息安全保障与防范能力。如在军事领域，随着数据库的爆炸性增长，一方面，数据库的漏洞越来越多，可攻击的目标也随之增加，且攻击目标将更为暴露；另一方面，隐藏在海量数据中的攻击行为往往难以被及时探测。而数据安全是大数据应用的根本保障，核心数据的泄露将对整个战局造成致命性影响。因此，必须加强信息设施保护，确保信息安全。特别是要打破数据割据与封锁，整合大数据处理资源，推动重点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共享，加强对高级可持续攻击（APT）的防护。

　　其二，加强信息战能力提升，有效确保制信息权。信息优势是新军事革命的核心和支柱，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信息战开辟了第五维战场，战场主动权从制陆、制海、制空、制天权转移到制信息权。美国政府的“大数据研发倡议”通过全球战略下的“新军事战略”和“反恐战略”将军方纳入其中。

　　因此，他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一方面，要借助大数据平台，整合强化国家情报信息网络体系，提高军事情报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实时获取、交换和使用数字化信息，及时满足各级指挥官、战斗人员和保障人员的信息需要，通过提高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来加强战斗效能；另一方面，要利用大数据安全技术的研发，部署纵深防护、多层配置的安全保密措施，来对抗敌方的信息渗透和情报窃取。

　　其三，充分发挥信息运作和心理战策略，积极施展公共外交。大数据时代，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注重将信息交流作为公共外交有效手段的利用。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搜集、分析、甄别他国的信息传播，从而准确透视其战略意图，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挖掘大数据技术在开展公共外交领域中的工具价值，从营造国家发展的有利国际大环境而着力。

　　大数据时代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又一个契机与挑战，只有将大数据融入其中，重视大数据的开发利用，把握住新科技浪潮的引擎，才能多层次、多方位、多维度地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捍卫国家“信息边疆”！

（转自《新浪科技》）

50亿、100亿元、500亿、1000亿……自2013年6月13日上线以来，“余额宝”管理规模一路膨胀，而最近天弘基金更是宣布“余额宝”规模已经突破2500亿元，客户数超过4900万户。

虽然，“余额宝”已成长为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募产品，但从目前情况看，规模并未成为制约其收益率的障碍，它是如何做到的？

九成资产投向银行协存

根据Wind资讯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月24日，与“余额宝”挂钩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自2013年5月29日成立以来万份收益总值为329.72元，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为5.05%。

有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测算，“余额宝”规模从零开始到超过2500亿元，即使按规模中位数1250亿元测算，“余额宝”在不到8个月内为投资者总计贡献收益额将超过40亿元。

根据天弘增利宝披露的2013年第四季度报告，在投资组合中，其投资于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的比例高达92.21%，另外，投资组合中平均剩余期限在30天以内的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63.69%。

也就是说，2013年第四季度，“余额宝”将超过90%的资产投向了银行的协议存款，且六成以上期限在1个月以内。也就是说，“余额宝”上述超过40亿元的收益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对银行协议存款的投资。

去年四季度，市场整体资金面紧张，银行同业存款的利率更是屡创新高，从而成为新成立的货币基金的最爱。以去年9月12日成立的互联网基金汇添富“现金宝”为例，根据其去年四季度报告，现金宝94.59%的资产投向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截止到今年1月24日，该货基7日年化收益率的均值达到5.7%。

即便是“现金宝”几乎将全部资金砸向协议存款，但与“余额宝”的短线投资模式仍有差异，“现金宝”投资组合中平均剩余期限在30天以内的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仅为22.18%，大部分的资产期限为2~3个月。

而对比南方基金旗下的南方现金A，这只成立了近10年的老牌货币基金，与上述两只货基也有明显差异。南方现金A去年第四季度投资于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为73.76%，持有券占比20.24%，平均剩余期限在30天以内的资产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53.40%。

对于这样的投资模式，天弘基金方面的解释是“余额宝”的客户定位于大量普通个人客户，客户分散，且客单量小，汇集成可预测的数据，借助其大数据系统分析，相比于传统货币基金对流动性把握更为准确。另外，天弘基金强调，今年会把风险管理置于首位，不刻意强调收益率。

“烧钱”法则

上线半年多以来，“余额宝”为投资者带来万份收益329.72元的同时，阿里又有哪些收获？

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基金公司与互联网合作的付费方式有几种，以货币基金为例，一般投资者购买货币基金的成本主要包括销售服务费、管理费和银行托管费用，总共下来收取的费用在千分之六左右。

这其中，互联网平台拿走了销售服务费，而在过去，通过银行渠道销售基金，销售服务费几乎全部落入银行的“口袋”，此外，有些基金公司还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尾随佣金。

“有些互联网平台也要求尾随佣金，但比例不一样，有的跟银行差不多，为50%，有的比银行低，也有少部分要价比银行还要高的。”华南一家公募人士对本报说。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淘宝平台对于基金旗舰店收入的尾随佣金为35%，但支付宝对于“余额宝”收取的尾随佣金高达九成。而阿里巴巴方面对本报记者回应称，“具体收费模式不方便透露”。

第二种收费模式是基金公司给互联网平台一笔营销费用，类似于广告费，这是一种买断客户的概念，比如说客户开户给多少钱，客户成功申购货币基金给多少钱，使用支付接口给多少钱，至于该客户以后的交易，互联网平台不再另收费。

“每家互联网平台都会以其推广、服务或系统建设等理由多多少少地提出费用上面的要求，但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业规则，有些价格合理，也有些要价比较高，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全新的业务模式，所以在定价方面需要一定的磨合时间。”一位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该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的行业规则就是先“烧钱”，再摸索商业模式赚钱，“公募既然选择和互联网合作，拓展这批海量中低净值客户，前期的投入是必需的”，他表示，当然，对基金公司来说压力确实也比较大。